中央研究院為我國最高及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擁有豐沛的學術資源與頂尖的研究人才，上一世紀分子生物學方興之際，當時中研院吳大猷院長亟思蛻變與壯大，在中研院成立兩個新的基礎醫學研究單位——生醫所與分生所，並延攬吳成文幫助生醫所成所。

但是在吳成文回國時，中研院卻因組織法的限制無法招收學生。「有如此多卓越的學術人才，卻沒有辦法訓練學生，絕對是國家的損失。」當時中研院的院士會議，諸多國內外的院士一致建言，希望中研院打破框架，承挑起養成學術人才的責任，為我國培育與積蓄未來的學術能力。吳成文因是第一位回國定居的院士，這個重責大任很自然地就落在他頭上。

現今中研院與各重要大學已有成功的學程合作，甚而跨越到國際研究生與博士學位的學程規劃，學術合作的績效卓著，唯前人種樹，卻是經過一長段時間的耕耘。這初創的時刻，吳成文扮演著重要角色。

也因著這一份使命，吳成文促動了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國醫生科所）的成立。爾後，國醫生科所一度成為我國最大及最佳的生命科學研究所，培育的人才無數，曾有科學界的前輩稱譽其為「我國生科人才的搖籃」，影響所及，不只是國醫與中研院的榮耀，更是臺灣學術生態的創新與奠立，成長的故事，值得回顧。

亟思與大學合作，卻困難不易

吳成文接下了院士會議的託付，奔走的第一站就是教育部，當時的部長為毛高文。吳成文單刀直入，請教部長中研院無法招收學生的解套方式。在於中研院不是如大學般的教育機構，在我國的學位授予法規範中，只有教育機構可以授予學位。毛高文來自大學，當然瞭解法規的限制。

與中研院性質相似的中國大陸中科院有自己的大學招收學生，這是因為大陸地大人眾，且學術生態不同；而美國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如布魯克文實驗室（Brook Heaven）也有自己的附屬大學（associate university）。但是中研院要設立大學，在組織及制度上難度非常高，中研院為總統府轄下的單位，大學則隸屬教育部，要把這兩造的組織結合起來，絕非易事。因此毛高文建議，中研院不妨找大學合作，吳成文認為，臺灣受地域限制，學術人才有限，與大學合作，一起養成人才，將互蒙其利，也認為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有了與部長的共識，吳成文開始積極拜會大學，身為臺大校友，學術與歷史兼備的臺灣大學當然是他溝通的首個對象。當時的臺大校長為孫震先生，孫震為知名的經濟學者，歷任國家要職，日後亦曾擔任過國防部部長。吳成文對孫校長提出中研院與臺大合作一起招收學生的構想，孫校長欣然同意，也認為是教育國家人才的機會，可惜因為教授們的反對而作罷。

現在各個學術單位的合作已不再如以往困難，但於上世紀八○年代，各學術機構之間涇渭分明，各自有競爭的壓力，亦擔心有限的學術資源因而分化，所以多固守自己的領域。臺灣大學一向有優良的學術傳統，更會顧慮到未來臺大的學術成績，所以，要談合作往往困難扞格。

臺大的合作難以實現，吳成文不畏挫折，又風塵僕僕地前往陽明醫學院（當時尚未改制為大學）。那時國立大學校長由教育部長任命，陽明新任的校長為韓韶華教授，是毛高文部長託吳成文廣泛徵詢各大學教授意見所推薦的，說來他與韓校長也有一段淵源。

中研院必須另闢蹊徑

陽明在學術上一直有著企圖心，韓校長上任後主動與吳成文會晤，兩人在生醫所的辦公室內，一起商議中研院與陽明醫學院合作的可能性。對於中研院的構想，韓校長非常贊同，他認為這將能提昇陽明的學術高度，絕對可激勵學校成長。

但是韓校長在院務會議中一樣遭逢挫折，多數的教授持反對態度，反對理由似乎與臺大相似，也是擔心未來的學生資源將被中研院一手包攬。韓校長再次與吳成文會晤，說出了教授們的擔憂。吳成文想，也許可以親身參與陽明的院務會議，仔細說明，來減除大家的疑慮。

吳成文對那次陽明的院務會議記憶深刻。當吳成文說明與中研院合作一起招收學生的可能性之後，與會的一位教授強力反對，他說：中研院有豐沛的預算，我們大學有學生，如果讓中研院有錢又收學生，那麼大學不是都要關門了？

吳成文微笑的回應道：也許可以用這樣的逆向思考反過來說，假設有一所大學向政府爭取到一筆大預算，所以這所大學有錢又有學生，那是否表示中研院就要關門大吉了？吳成文同時解釋，合作不在於分食資源，而是創造最佳組合，幫助學生成長，大家一起攜手進步。

吳成文雖盡心地溝通，不過還是鎩羽而歸，吳成文想，韓校長剛上任，也許時間尚不成熟。他知道中研院必須另闢蹊徑，於是，與陽明合作的可能性就此打住。

軍系醫師科學人才為我國儲備學術能量

吳成文當時正在籌劃國家衛生研究院，積極地與國內醫界互動時觀察到了一個特殊現象，他發現國防醫學院（簡稱國醫）系統有不少自國外回來屬於軍系優秀的醫師科學家。這是因為國醫並沒有設立博士班，國醫屬於軍系，以國防部的立場，認為國醫為培育軍醫人才，如果需要高深的學術人力來擔任國防醫學院教授，因人數不多，只要送出國進修即可。

因這一思考架構，每年國防部大約送出五位卓越的學生前往國外進修博士，也因為是軍職，畢業之後必須馬上回國敘任，這與其他學校醫學系學生出國後多數留在國外不同。這些回國的軍醫學者，在人才外流的時代中，無形中為我國留住了不少優秀的醫學人才。

如前所言，國醫有十多個碩士班，但沒有博士班，不如其他大學或是醫學院如臺大、陽明等，已經設立了博士班，減弱了國醫在學術上的競爭力。那時國醫院長為尹在信將軍，尹將軍早年留美取得生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教學研究不輟，當時國醫於內湖方新建院區，尹院長一心期待提升國醫的學術研究能力。

當吳成文與尹院長會面，談及與中研院合作設立博士班，有中研院及國醫如此堅強的師資，一定可以吸引國內醫學相關科系的優秀學生。尹院長非常認同吳成文的建議，表示，國醫一直希望成立博士班，但因為受限於軍系，必須國防部同意，多年來陳達無功，這一次如果有機會透過與中研院合作設立博士班，絕對有助於國醫的聲譽與實質的成長。

吳成文知道了國醫的困難，認為必須往上溝通，才能解套，他覺得這關鍵的決定在國防部，那時的國防部長為郝柏村先生，不過真正能影響這方面決策的是參謀總長，當時參謀總長為海軍一級上將劉和謙。之後，他與尹在信院長聯袂拜會了劉和謙將軍。

鍥而不捨，孕生國醫生命科學研究所

如所預期，劉和謙總長表示，軍方培養醫學人力與其他的教育單位不同，軍方著重的是戰略的需要，軍方也知道需要博士人才，來擔任國防醫學院的教授，所以依慣例每年送出五位優秀的軍職學生出國進修，以軍方的需求來說已經足夠，所以大可不必在國醫體系內設立博士班。

吳成文這時順著劉總長的話，說道，軍方每年送這些卓越的學生出國，且這些學生因是軍職之故，必須回國，軍方因此為國家儲存與培育了許多人才，這是軍醫體系對國家的貢獻，所以一個良善的策略影響深遠。

吳成文接著又說，如果這時候設立國醫博士班，且是與中研院合作，在學術上不僅跨步向前，未來培養的人才更將超越過去，何況現在其他的醫學院如臺大、陽明等多已經設立博士班，軍方空有人才，卻無法設立博士班，無論在學術的競爭上或是醫學研究的聲譽上，感覺上像是落後了一些，這不僅不能延續過去優秀的傳統，還讓他校跑在前面，這對軍醫體系來說，是不進則退的吃虧了！

這次到國防部，吳成文作足了準備，他還向參謀總長建議，國防部因為肩負為軍方儲備醫學科學人才的責任，所以如果與中研院合作招收博士班學生，可以區分為兩塊：一是公費生，公費生的預算來自國防部，這是未來軍方重要的醫學學術人才；二是自費生，這些博士生支領中研院的預算；如此一來，國醫系統更進一步地為國家培養了優秀的青年俊彥，軍醫體系對國家的成就與貢獻就更大了。

這些話打動了劉總長的心，他允諾會向部長報告。吳成文為了這件事再度拜會國防部長郝柏村將軍，郝柏村允諾會好好思索這個提議，但那時正值國內政壇交替之刻，不久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繼任的是國防部第一位文人部長陳履安。陳履安曾擔任國科會主委及經濟部部長，因為政府職務的關係，吳成文與之相識。吳成文於是又拜會新任部長陳履安，仔細說明國醫與中研院成立博士班研究所的必要，陳履安部長曾在學界，瞭解學術研究的重要，他答應了。

建立生科所學術執行原則

國醫的研究所碩士班有醫學科學研究所、生物及解剖學、生理及生物物理、生物化學、藥理、微免、病理及熱帶醫學、航太醫學、海底醫學、牙醫學、藥學、公共衛生、護理學等。而當時中研院與生命科學相關的研究所則有生醫所、分生所、植物所、動物所、生化所。中研院與國醫加總起來的教授學者超過百餘人，學術陣容堅強。經過了一次一次地叩門及溝通，國醫終於在國防部的允諾下設立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希望以如此堅強的陣容吸引國內秀異的學生。

國醫生命科學研究所初期的架構非常重要，因為涉及兩單位的運作，及期待未來合作的順暢，所以必須有長治久安的規劃。吳成文建議成立學術執行委員會，在國醫方面由國防醫學院院長兼任生科所的所長，這表示國醫對與中研院合作高度重視。

學術執行委員會每年商討並決定生科所的預算與執行計畫，委員為中研院及國醫的各研究所所長與教授、研究員擔任，並設立兩位常務執行委員，吳成文是代表中研院的常執委，而國醫第一任常執委為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盧信祥教授；盧教授退休之後由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所所長趙壯飛教授接任。兩位軍系的學者與吳成文一起為生科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齊心拔昇了生科所的學術水準。

第一任常執委盧信祥教授所面對的是國醫與中研院之間招收學生的平衡，因此必須釐清招收學生的原則。經過委員會詳細的討論，定了下述的規範：

國醫的十餘個研究所及中研院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所所有教授、研究員均可以是博士生的指導老師，國醫生科所的學生在選擇指導教授之前，可先到國醫或中研院的三個實驗室去觀察學習（rotate），之後再決定要留在哪個實驗室。但如果是國醫系統的碩士班考入生科所博士班的學生，則必須優先選擇到國醫教授的實驗室。這個規定為期待中研院及國醫系統博士生的平衡，兩個學術單位選取了互補互利的方式，來爭取卓越的學生進入國醫生科所。

執行的規範確立了，國醫的生命科學研究所大張旗鼓準備開始了。新的研究所設立，必須向教育部申請同意設立博士班，國醫的生科所擁有如此雄厚的學術後盾，照理在招收學生上可以大開大闔，不過，國醫第一年準備招生時就踢到了鐵板。

突破法規限制，國醫生科所起跑

根據教育部規定，新設立的博士班第一年只能招收五位博士生，這是為了保障學生的優質受教權益。誠然，以一所大學來說，可以指導學生的老師們有限（約五到十位），所以，教育部設計學生的門檻，是希望維持高等教育的品質。

但是國醫與中研院合作的生命科學研究所兩個學術單位合起來有一百多位老師與研究人員，如果只能招收五位學生，反而是學術資源的浪費。吳成文知道，必須前往教育部溝通。為了招生事宜，他又再一次到教育部拜會毛高文部長。

吳成文一向是開門見山的性格，他對毛部長說，經過了這麼多的過程，現在國醫的生命科學研究所終於設立了，但卻囿於教育部的規定，只能招收五個名額，這對這麼龐大的學術師資陣容，真如大海撈小蝦米一般，浪費了國家這麼好的兩個學術單位的卓越教學與研究人才，也阻礙招收學生的吸引力，他期待教育部可以放寬中研院與國醫合作的招生名額，這不同於一般大學設立博士班的情況，實屬特例。

衡量了吳成文所陳述的狀態，毛高文部長也認為第一年招收五位學生的規定對國醫的生科所限制過大並不合理，他同意針對國醫的特殊狀況鬆綁，第一年的名額隨即放寬為二十五位。有了部長的擔當，國醫生科所方真正地披掛上陣。

從中研院院士會議院士們提議以中研院豐厚的學術資源，尤其在新世紀可以預見的生命科學世代，期待招收國內卓越的青年進入學術研究的殿堂，這個任務交由吳成文進行，他從教育部開始，一路由臺大而陽明一直到軍系的國醫。當得到國醫院長尹在信將軍的支持後，又不畏辛勞，前往國防部從參謀總長到國防部長，一關一關地解說與陳訴，又一步一步地解決實際上須面對的無論是法規或是合作的困難，國醫的生命科學研究所才能破蛹而生。

國醫成立生科所為民國八十一年，這時尹在信將軍已經從國防醫學院院長卸任，繼任的院長為馬正平將軍，而國防部也有人事變動，郝柏村升任行政院院長，陳履安為第一位文人國防部長，經歷了這麼多人事變動，吳成文終於成立了國醫生科所，使中研院可以招收學生，完成了院士會議的交託。

生科所的第一任常執委盧信祥教授回憶時說道，吳院長一路地去陳達、說明，毅力驚人，他們在後面扶案支持，就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尤其是如何吸引好的學生到國醫來。吳成文戮力開創，國醫與中研院則以最佳的陣容接手招生，從民國八十一年到現在，國醫生科所對臺灣的學術環境有著重大的影響。

以高水準學術門檻吸引優秀學生

當時，臺灣生命科學方面的博士班不多，也因為中研院新設立的生醫所及分生所，還有原本的植物所、動物所與生化所等，加上國醫的優秀師資，所以第一年招生就有七、八十位學生報名，這一炮打響了國醫生科所的名號。

任何事情標高理想容易，但是否成功，如何以卓越的學術制度執行更是重要。第一任常執委盧信祥教授與吳成文合力建立生科所運行的原則，汲力吸引優秀的學生，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盧教授卸任之後，由趙壯飛教授接任。趙教授為人開闊爽朗，具學術的宏觀遠見，他瞄準執行的細節，在他任內又創立了許多新措施，這段時間正是生科所突飛猛進的時刻。

趙教授思慮細縝，講求實效，他知道要考進國醫生科所不容易，但國內的博士班現況多半是「進來艱難，出去容易」，這是因為一般來說國內博士生的資格考與國外注重學生的獨立思考不同，大多是以指導教授的研究為基礎，鮮少自己發想，所以一心要改善這習常的學術現況。

趙壯飛認為博士班學生必須具有獨立做研究的能力，所以他建議博士生的資格考為自己思索研究計畫，才在指導教授的協助下做研究，這亦是國外某些大學行之有年的非論文提案（non thesis proposal）的資格考方式，為測試學生自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將教授的題目執行完畢而已。

當然這對行將畢業的博士生是個非常大的挑戰，但趙壯飛認為高等教育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未來的競爭壓力大，為國家儲備具有獨立學習及解決能力的科學人才更重要，何況，有難度才能真正吸引最好的學生報考，也就是說，窄門不易出，但畢業的就是有能力及有企圖心的學生。

國醫生科所畢業的難度增加，沒想到反而發揮了磁鐵效應，來報考國醫生科所的學生有幾年高達兩百多位，國醫的生命科學研究所曾一度為國內最大的研究所，最多的時刻為一年招收到八十位學生。吳成文及趙壯飛常聽到其他大學抱怨說，你們國醫生科所辦得這麼成功，我們的好學生都被你們兩人搶走了。這雖是不經意的一句話，但也說出國醫生科所高水準的學術風範。

除了為博士資格考所規劃的改變之外，趙壯飛教授知道博士班的學生在進入實驗室以後，幾乎與同班同學及學校斷了連結，因為大多時間都在實驗室中，為了維持同學間以及學生對學校的向心力，學校必須多加一些功夫，來凝聚同學們的情感與對國醫的認同。

用心塑造博士生的向心力

國醫經過幾年的耕耘，生科所的學生已成長到一定的規模，趙壯飛針對國醫生科所錄取的學生，設計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共識營（retreat）學術活動，這個共識營除了新錄取的學生之外，也是各年級學生必須參加的年度活動。

共識營召開的時間在生科所博士班學生錄取後、註冊前舉辦，參加的對象為各年級所有學生。共識營的規劃設計也有巧思，例如所有的活動由生科所二年級的學生執行，這可培養學生的學術活動能力及增進同學們的情感。共識營中設有論文競賽，針對將畢業的學生所準備好的博士論文，每年約有二十到三十篇參加共識營的論文比賽，讓這些博士候選人上場說明自己的研究。這場論文比賽的結果，選出前三名及五位佳作共八名，當場給予獎勵。如此的運作也讓在場的新生感受到國醫博士班訓練的堅實。

共識營中，老師們可以張貼自己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壁報，讓剛錄取的新生瞭解各個實驗室的研究內涵與不同的研究重點。這同時也可幫助生科所二年級學生選擇未來論文的指導教授。

而在經過這兩天一夜的彼此認識、學術論文演講比賽等活動，所有參與的同學與老師們交流共融，塑造成一場非常巧妙的學術迎新模式，當然最終的目的為吸引優秀的學生進入國醫生科所。趙壯飛說，學術活動的動機也希望錄取的學生不要被其他學校「搶走」。如此面面俱到地考慮到如何讓學生「一見傾心到國醫」，看得出他心思細膩。

上述的學術迎新創意是其一，趙壯飛連畢業典禮如何吸引「博士新鮮人」參加也是費盡心力。他知道，過去博士班畢業的學生參加畢業典禮並不踴躍，在教育部鬆綁博士生的博士授證袍服之後，想著如何重新設計博士班畢業生的袍服來吸引大家參加畢業典禮。所以，他非常費心地為博士畢業的學生設計出喜氣洋洋的紅色袍服，這博士服在萬「黑」叢中一點「紅」，極端地搶眼。

趙壯飛說，雖只是件顏色不一樣的袍服，隔年，博士班畢業的學生幾乎都來參加畢業典禮，因為這件袍服在所有大學部、碩士班畢業學生的典禮中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這是博士班的「專屬」服裝，博士畢業生上台領取畢業證書時也感覺與眾不同，而昂揚自信。

小細節大思索，國醫的生科所就是在所有參與學者的努力下，從排除萬難設立、到建立制度、到吸引優異的學生，自入學而至畢業的用心規劃，思索所有的方法，贏得學生對國醫的認同，如此一步一步地打造起自己的學術信譽。

一頁發展史，影響我國學術生態

吳成文從生科所設立後一直擔任常執委，二○○五年，他自國衛院卸任，常執委的職務交給國衛院的續任院長伍琨玉院士，不過國醫還是邀請他參加委員會的所有會議，並請他主持會議。吳成文覺得自己已經卸任，在體制上必須尊重所有的委員，謙而不受。

那時，國醫的院長為張德明教授（註），他瞭解國醫生科所設立的所有過程，也認為吳成文必須留在執委會中繼續幫忙，所以藉這個機會聘請吳成文為生命科學研究所榮譽所長，還特別為吳成文準備一間辦公室，希望吳成文常回到國醫，以他豐厚的學術及行政經驗，給予國醫生科所再往前挑戰的建議。

國醫生科所為臺灣培養了不少生命科學領域研究的人才，這些新生代的生力軍，無論是在學術界、業界，都有亮麗的表現。而這也是中研院可以招收學生的第一個成功的合作對象，中研院終於可以以其豐厚的學術資源，為國家訓練年輕的學術人才。

由於國醫生科所的成功，其他大學也群起而效尤，紛紛與中研院合作不同學程。中研院現在甚而有跨國的學程，與國際上其他大學合作，這國際學程計畫的主任就是由軍系退休、對生科所經營有著豐富經驗的趙壯飛教授。也就是說，因著國醫生科所的成功經驗，幫助我國其他大學也願意廣開學術大門，與中研院、甚至其他學術單位合作互動，中研院更往國際延伸觸角，建立更多的學程計畫，這對我國的學術生態影響甚大。

趙壯飛說，臺灣生命科學領域有許多學術新制的創建，幾乎都與吳成文有關。例如，國際性具有學術高度的同儕審查制度、建立具有國際學術能力的研究單位生醫所、有遠見地建立國衛院，及不畏難阻排除各種狀況之後，設立了國醫生命科學研究所等等，這些建置，對我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這是屬於國醫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故事，其實，也是一場見證與縮影，說明上一世紀，學術機構期待為我國作育科學人才的一方理想，以及吳成文與所有參與的人在實踐過程中的不容易，更有新的學術單位如何提升學術品質的絲絹用心。

吳成文說：記述下來，為在企盼臺灣的學術種子不斷衍生成長，而這一塊學術苗圃的勃興，必須交棒給科學的新生代承接下來，臺灣生命科學的發展，才能走得更寬闊更長遠。

註：張德明教授後任軍醫局局長，現為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